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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幸福的唐代诗人
  • 发布时间:2018-07-06 09:27 查看数: [打印] [ 前入论坛讨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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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 刘晓军
  • 诗歌到了唐代,实在是已至巅峰,是当之无愧的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如果要究其原因,大概是多方面的。从宏观上来说,也是大势所趋,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。从《诗经》开始,诗歌一直在不断发展,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,从古体到今体,乃至于平仄声韵的逐渐成熟,无一不在为唐诗作着铺垫和准备,扫清一个个前进道路的障碍。万事俱备,只差一个气象万千的大唐盛世来尽情提供诗歌成熟的土壤了。

    而整个唐朝呢,似乎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,迎接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诗歌出现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,上至君王,下至百姓,也以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诗人。从这一角度上来讲,生在唐代的诗人无疑是幸运的。

    洪迈说,唐诗无讳避。这大概也是唐代诗人极其幸运的一个标志。他在笔记中一上来就感慨说:“唐人诗歌,其于先世及当时事,直辞咏寄,略无避隐。至宫禁嬖昵,非外间所应知者,皆仅复极言,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。”

    诗人们想说什么都可以,不用去考虑后果,也不用去担心惹恼了皇帝。甚至于宫廷秘事,本不可为外人道,你也尽管去宣传好了,上面也不会怪罪。这一点实在已经是开明之至。我想起《诗经》中的那首《墙有茨》,所谓“中冓之言,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,言之丑也。”《诗经》一向温柔敦厚,遇到中冓之丑(即宫廷之丑闻),也得含蓄而言,万不可直接说出来。可是到了唐代,诗人们却无此顾虑,这着实是上天眷顾啊。

    即使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依然是望尘莫及。

    洪迈举了好多例子,从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到元稹的《连昌宫词》,再到杜甫的大量诗作,当然还有张祜、李商隐等等,都写过不过针砭时弊的诗文,而无一因此而获罪。

    这当中,首推杜甫。

    洪迈用了近四百言来列举杜甫的诗作。其中像我们熟知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等,几乎终篇皆涉时事,揭露官吏横暴,反映人民苦难,批判起来是毫不留情。如此之类,不能悉书。

    所以,白居易说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大概是对诗涉时事最大胆,也是最骄傲的宣言。宣言的背后,则是整个唐朝对诗人开明的态度。

    国朝如此,诗人幸甚。

    洪迈最后说:“今之诗人不敢尔也。”我相信,这句话一定是包含着很多无奈和悲慨的。我想他此时一定想起了苏轼,想起了本朝这位最伟大的诗人,却因为“乌台诗案”差点送了性命。苏轼写过歌咏桧树的两句诗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蜇龙知”,被那些竭力拥护变法而当政的新贵们指称为影射皇帝,说什么“皇上如飞龙在天,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,不臣之心,莫过于此!”

    此类荒唐可笑的文字狱,在苏轼身上就有好几起。幸好上天垂怜,苏轼命大,才得以保全而被贬黄州。当然,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我们又不得不感谢这被谪黄州的那些岁月,为后世留下了多少耀眼的诗文。

    可我还是不禁要说,像苏轼这样的幸运儿又有多少呢?

    我忍不住又要问,当今社会,比之大唐盛世,我们又进步了多少呢?

    我们可以挺起胸脯很骄傲地说,这是一个言论自由、不因言获罪的时代吗?

    我们可以大笑着把“不敢尔也”四个字扔进历史的尘埃中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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